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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世熙博士“庆祝中韩建交20年及对未来中韩关系的展望”演讲文
2012/04/07

一、序言 今年是中韩建交20年。20年前就在1982年6月, 驻首尔贸易代表处的中国公司对我讲:想邀请在韩国的10几位中国专家,希望针对中韩关系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出希望组织访问团出访中国。 建交之前,两国在首尔和北京同时成立了贸易代表处,主要是针对经济方面进行合作。韩国希望尽快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与其相反,对建交事宜,中国因考虑到朝鲜因素,用“水到渠成,顺其自然” 这句话推迟了好几年。 在中方承担全部费用的情况下邀请访中团,这在当时情况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本人猜想是否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尤其在询问了访中团里的几名记者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 在我们与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暗示出不满并提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韩国一直表露出愿意与中国建交的意愿,中方让我们持续等下去,但是越推迟建交的时间,中方反而损失的越多。”因此,当时,我们并不会对建交事宜恋恋不舍。 对此,中方引用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来委婉的回答道:“春秋时代,在楚国,有一个人很喜欢龙,为此,他就画了一条龙挂在家里欣赏,后来,天上的龙认为,这个人的态度很虔诚,打算给他一个一睹真身的机会,然后,它就直接找到他家进去后,但是那个人看到真龙反而被吓跑了。” 这段故事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打算和你们建交了,可你们怎么反而往后退呢。”因此,我问: “这次真的是龙来了吗?” 他们认真的回答到: “是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常喜欢引用故事或成语,将自己的想法婉转地表达出来,而且对此很有水平也相当熟练。 二、建交的目的 一)当时建交的目的 首先, 围绕中韩建交事宜,当时两国的用意也很明显:对韩国方面来讲,在政治安全方面,不仅有助于控制朝鲜,而且也希望借助于此而把朝鲜引导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这就是建交的目的。而当时中国在中韩贸易方面的比重只占2%左右,因此,相对于政治方面,经济层面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与此相反,对中国方面来说, 不仅可以借用中韩建交而使台湾处于孤立状态,还可以同韩国进行经济合作,进一步改善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再加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同样希望借此以阻止朝鲜研发核武器的计划。 1990年,苏联和韩国正式建交,对朝鲜来说,以应对这种局势的变化为目的, 而对苏联施压表示要研发核武器的意图。对此,中国希望把处于孤立状态的朝鲜引导到国际社会中来,从而逐渐缓解朝鲜好战性的强硬态度。对此的具体部署就是,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 中国对朝鲜提出,中国没有理由反对在全球保持快速成长趋势的南韩加入联合国,同时说服并促使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 虽然由于中国态度的变化,朝鲜迫不得已与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但朝鲜事后仍继续研发核武器。为此,中国对朝鲜核开发的第二次牵制措施则是中韩建交。中国想告诉朝鲜,南韩不再是中国的敌对国家,而朝鲜更不应试图用核开发的举动来对韩国暴露出好战姿度。对此,中国虽然以非正式态度表态,但是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否在中朝军事同盟的情况下,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国都不会帮助朝鲜更不会介入战争。 二)建交后的情况 目前,在韩国看来,中国已今非昔比,经济层面上,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国家。从2003年以后,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国、最大投资对象国(2004年63亿美元), 2008年 中韩交易量约为2000亿美元,其比重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国,并且比韩美、韩日交易额数总和还要大。 在卢武铉执政时期,开发国民党的议员总会上已明确提出决议:抛开美国,把中国定为第一友好国,其选票比率为63:23. 政治界以这种亲中倾向气氛为契机,通过卢武铉总统对美国布什总统提出,不参加在国际社会广泛进行防止大量杀伤性武器扩散(PSI)的设想,并不参与在联合国对朝鲜人权问题的表决或弃权等,一直配合于中国,从而使韩美关系处于尴尬局面。 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在李明博访问中国时,中韩关系升级为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众所皆知,在卢泰愚、金永三执权时期,按中国的表达方式来讲,中韩关系只是单纯外交关系而已。 但到1999年金大中政权以后表现为合作伙伴关系。2004年,在卢武铉政权成立后,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2009年,在李明博执政后,中韩关系更是全面升级为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国,一般对国家间外交水平可分为5个级别: 第一,单纯建交关系,第二,建设性伙伴关系。第三,合作伙伴关系,第四,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五, 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 对这样的级别区分的具体依据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视中国政府的内部决策而定。在中国一般对外交关系的表达方面,假如对方同意接受,中国则以双边关系来予以定义。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一般表现为传统友好关系或血盟、唇齿关系,但是,情况适时而定。由于目前正面临矛盾之中的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都称之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卢武铉政权时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称之为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之事,我们不能全盘认为这是中韩双边关系的升级。反而,对这样的称呼来说,假如, 在双方的利益关系一致的时候,可以讲合作,相反之下,某些方面是可以不进行合作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只不过是中国人的外交修辞而已。 三、当前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中心目标 一)基本方向 当前中国对外正式公布的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核心有两种:其一,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其二,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因为中国重视朝鲜半岛的稳定局势能够带来与美国、西方、俄罗斯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发挥作用的余地。然而,问题在于,中国追求的半岛和平与稳定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维持现状。譬如,从韩国所追求的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半岛政策实际上属于维持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化,所以,这与韩国的国家利益上会存在矛盾。 当前,虽然中国认为,朝鲜所具有的好战性、封闭性政策对半岛稳定不利,但是美国对朝鲜,以及对中国的干涉政策对维持半岛稳定更加不利。尤其,中国认为,美国用军事干涉、人权问题等来威胁和牵制中国是更加阻碍此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 二)中朝关系 从中朝关系来看,在借用中国对朝鲜是唇齿关系、血盟关系来支撑朝鲜政权的同时, 以中国所需的朝鲜半岛稳定局化为目的,在政策上使得朝鲜对此做出合作态度。 事实上, 从半岛稳定与无核化的目标来看,朝鲜无疑已经成为是中国所追求的朝鲜半岛政策的矛盾对象。中国认为,中方反对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的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担心,假如再施加压力的话,朝鲜政权被瓦解,从而会使朝鲜半岛陷入更加不稳定的僵局。因此,对中国来说,对朝鲜施加压力与否,都会使中国处于两难境地。 从金正日去世之前到金正恩上台以后,就中国近1-2年的态度来看,中国给各国留下实际上已放弃阻止朝鲜核开发的印象。对此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后也会很可能是这样。但,中国已把对朝核政策的重点放在管理方面,而不是阻止核开发。这个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在面对朝鲜复杂多变的内部局势之后, 可能做出的政策上的变化。 三)中国在半岛决策上的决定变量 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东北亚国际政治结构,相关国家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以及南北韩关系等外部因素,还包含中国政治结构,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力量等内部因素等。其中,也包含着与美国的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国力水平。因此,这就是中国国家领导在决定朝鲜半岛政策时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时间的关系,在决定中国对外政策上,中国国家领导对目前国际关系的看法及应对措施方面简单的加于解释: 了解中国决策者们的思维方式和其偏好,对了解其对外政策方面非常重要。无论客观条件如何,领导者都会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决策。 夸张点说,本人认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存在一种超前的战略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基因(DNA),也可以说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框架。假如勉强地借用政治学层面的表达方式来表示的话,类似于,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代表著作《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强调的“权力即正义(power politics)”的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 四、 中国人的自我中心的思维 一)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cism) 在西方,经过30年的战争,在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 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并发展了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但从中国公元前5世纪开始,经过夏商周的世袭王朝,并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241年延续下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这近500年间继续维持和发展国家权力的战略战术的同时,中国大陆中原和边界一群小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朝贡体系来控制,从而形成了国际关系。 譬如,在朝鲜壬辰倭乱时期,明朝派兵到朝鲜的原因,就是以惩罚破坏中国给定的国际秩序为目的的。中国维持以中原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边界的不安和动荡反映出很敏感的态度,而作为主导国以巩固自本国威信做出很大的努力。 公元前221年, 秦国在完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国以后,完善了中央集权式的行政制度。这比西方快了2000年,此后,中国的中央集权式行政制度保存到现在了。并且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学术方面,从春秋时代开始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继承并发展,我们能够看出中国早就打好了人文学的基础。从经济方面来讲,在西方产业革命之前的17世纪 ,中国早已是GNP占世界第一的强国。 中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表现为中华思想:就是以中国中原为中心,规定边界国家为“夷”。一直维持通过朝贡体系来控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夷” 的国际秩序。只清朝来说,中国就将俄罗斯人称之为“洋鬼子”, 可以看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非常强烈,并信心十足。 以此根据出现的政治思想即中华思想。因此,中国人对精神文明方面持有强烈的信心,并在西方的压迫下也主张东道西器和中体西用,而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明,而是借用改进而变为符合中国现实的东西。譬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改进为符合中国国情而创造并适用到毛泽东思想中去。而且,中国革命与俄罗斯工人阶级革命所不同,而是把农民阶级放在首位来实现的毛泽东战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是具有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了。 二)现实主义(以实际利益为中心的思维) 孔子的教导是完全以现实为主的思想。孔子讲,“活着的时候还不懂人世,来生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就这样,强调比宗教所宣扬的来世观念更加重要的现实主义思维。毛泽东也强调过实事求是和实用主义,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也都对这点持接受态度。与此同时,懂得名利、追求实际利益。因此,以中国立场来说,共产主义理念也不是什么“主义”,而是站在实用主义观念上,接受以“实用价值”为主的观点。 三)被训练的战略思维 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陆中原国际关系和秦始皇统一天下为开始,经过10次的分裂和统一的过程,中国人总结出的战略性思维。 毛泽东统一中国是第十次的统一。在此过程当中,一直使用所传承的战略思想是众所皆知的。中国的国家领导者具有高水平的人文学(文、史、哲)的素养,并具有历史知识,特别是毛泽东在诗歌和文学批评方面表现出的高超水平,因此,我们从中能够发现学会战略思想之基底。 而且,据知,在黄埔军官学校或者中国共产党党校的学习课程里,以培养战略思维目的,都强调必修古典到现代史的历史教育课程。 从中国战略思想资料来看,除了公元前130-89年间司马迁的《史记》130卷以外,用成语来记载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吴越同舟、卧薪尝胆等,在伍子胥的《列传》也有记载。尤其是出现在北宋时期(1019年到1086年之间),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隋炀帝带动30万五千兵侵略高句丽之后只有2700名将士归国之事,并毛泽东阅读此书17遍,由此可见此书的巨大影响力。 除此之外,我们都熟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六韬三略》;《孙吴兵法》;《武经七书》等书籍对中国人的战略思维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据说,在西方的拿破仑也学过孙子兵法,败在第一次大战的威廉2世读过孙子兵法后讲:自己最遗憾的是没能在20年前读到这本书。 有鉴于此,中国领导阶层一般都学习这种战略思维,作为其思想基础,因此,不会惧怕真正战争的来临。从历史来看,自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911年之间经历了3700次的战争。 1998年,Alastaine Johnson在“China Quaterly”发表的文章中提到, 从1949年到1992年由中国介入的武力冲突是118次。其中代表性的是,在1950年与美国作战,1959年与印度,1969年与苏联,1979年与越南作战。尤其是,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的第二年,就在1950年出兵朝鲜与美韩作战。 中国自己认为有必要进行的战争,就绝不会退缩,并借战争在世界政治上建立中国的威信。在抗美援朝时,中国认为,比起在中国本土作战,在朝鲜半岛作战更有利于中国(参阅吴修权的回顾录)。 四)、实践战略思维的实例 在战略思维方面,最先成为霸主无疑是最佳的情况,但在情况不允许的时候熟练运用以夷制夷之计的方法试图使势力均衡的战略,从而图谋本国的利益。例如,由清朝外务大臣李鸿章劝导,而在1882年的朝美友好条约。在清朝的国力越来越衰退的情况下, 边维持对朝鲜的影响力,边设防朝鲜国力落在日本或者俄罗斯之后,从而想到了势力均衡的效果。 1971年,中国与美国开始进行对话,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防止苏联社会主义式帝国主义的威胁,可以说是现代版的“以夷制夷之计”的体现。 当时, 毛泽东讲,在美国不愿意牵制苏联时,我们要做好与苏联开战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这是中国经常采取以夷制夷之计的最好例子。当时,中国的粮食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毛泽东以拉进美国为目的做出了这种心理战术,而强化了对外关系。 上世纪80年代, 在对外政策上, 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即将刀刃的光芒隐藏在刀鞘里,而默默地培养能力,是积蓄和培养国家实力的一种哲学,也就是避免战争而发展自身的策略,试图使别国放松警惕,而防止对中国的牵制。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自己国家实力充满信心后就开始转换了对外政策的立场。江泽民有意提出了“有所作为”,例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出来自己的声音时,应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并提高发言权。 最近,以作为G2的中国国力增长为背景,胡锦涛主席创导了“和平崛起”,虽然中国在军事方面肯定还跟不上美国,但是强烈地表现出在外交政策方面作为强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见解。然而,中国又不愿意与美国单独抗衡,所以从2006开始与长时间疏远的俄罗斯重新建立合作关系,不仅做出合作军事训练的措施,而且为拉近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而组织了上海合作组织(SCO). 今后,作为出任中国第五代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是想要怎么做呢?用“咄咄逼人”来解释的话还为时尚早。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还尚未可知。 四、展望中韩关系 一)扩大非对称关系 今天的中国不是建交初期的中国,成为了韩国不能与之相抗衡的大国。相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方面韩国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国际政治上,把这种关系称之为“非对称关系(Asymmetric relation),对韩国来说,应接受这种既定事实并且努力找寻出路才是。 二)、以后的变数 今后,中韩关系在两国国内政治层面上存在潜在地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由于朝鲜的变数,可能导致韩国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南南矛盾、朝鲜的侵略、国内一部分亲朝鲜势力也会对韩国的国际政治稳定性做出负面影响。 另外,由于内部问题,中国也可能会面临困难局面。当前中国政治改革跟不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有可能会造成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网络的普及也会在思想舆论层面加重共产党执政的压力, 目前 中国的因特网普及率已达到了38%, 即一天内访问因特网的人数超过3亿人。那么,中国网民的总数略算大概是5亿人。再加上,手机普及率估算为已达到了9亿7000台。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维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增加负担和压力。 再加上,由于海外留学派的大量回国、利益集团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在全国中央集权治理上有很多难处,中国国内可能对政治多元主义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多。 由于中国应对国内的变化和改革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政权本身是否发生变化或需要改革与否等不确定因素也会增大,并要去改革的风潮也越来越强大。 五、结论 尽管中韩建交,但南北对持、美中关系的紧张也可能会导致出现其他情况。即便增加经济相互依存,但在发生政治利益关系变化时而出现紧张的局势则是中韩关系的界限。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学的原因,中韩关系是不能界定为单纯意义上的双边关系的。突出集中美、中、日、俄等几个大国利益关系的半岛问题,是当事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问题。像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同样也牵扯到周边大国的利益关系,因此在今后, 朝韩统一问题,是很难摆脱周边国家的影响的。 本人认为, 由于周边国家的介入, 针对朝鲜半岛局势,韩国可以好好儿利用这个周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韩邦交在非对称结构上韩国方面的弱点。因此,中韩关系应最大程度上视情况做出积极的非零和博弈(Positive-Non-Zero Sum:博弈的总和能够出现“加”的相生关系),集聚外交上的智慧。为此,我们也需要熟练的运用战略性思维。 举个例子,从韩国立场来看,卢武铉政权当时提出的半岛均衡者论是完全没有安排在战略思维上的。即,韩国能够调节周边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要做出均衡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成为均衡者的国家,首先是比周边国家实力要强,而且还要与美国断掉同盟关系。最后,均衡者论,不仅损害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甚至中国方面也会冷眼旁观。在议论朝鲜半岛问题时,韩国就险些被摒弃在外。 从今往后,不仅韩国应与美中两国都要维持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在安全方面要与美国继续加强同盟关系。不这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韩国的战略价值会极速下降。目前,韩国国内出现的反美运动,不能超过韩国是民主主义国家的价值尺度,一超过此尺度,可能会犯贬低我国的战略价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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